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结构

导读:“我恨他!是他害我变成今天这样。”听到伊明·努尔这个名字,铁窗后面的迪尼赛木·库尔班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她一直在哭泣,偶尔抬起戴着戒具的双手擦拭眼泪,但眼神闪烁飘忽,不敢与人对视。看守所的问讯室被一道铁窗隔开,洁净而阴冷。

即便可以接受普通信教民众对于“天堂”的向往,但“一心求死上天堂”恐怕还是会令绝大多数人感到费解。“以常人的思维看待这些暴徒的逻辑,你永远找不到答案。”多位南疆警员如此表示。

“我恨他!是他害我变成今天这样。”听到伊明·努尔这个名字,铁窗后面的迪尼赛木·库尔班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她一直在哭泣,偶尔抬起戴着戒具的双手擦拭眼泪,但眼神闪烁飘忽,不敢与人对视。看守所的问讯室被一道铁窗隔开,洁净而阴冷。

迪尼赛木·库尔班今年27岁,身材瘦弱矮小,宽大的囚服套在她身上显得空空荡荡。如果走在街上,她应该与一般维吾尔女孩无异。但现在,囚室外24小时站着持枪武警,要想回到外面的自由世界,她至少要经过两道铁门。

迪尼赛木·库尔班于2014年7月16日被新疆公安机关抓获。她涉嫌参与组织一个5人暴恐团伙,并预谋袭击乡政府和派出所,在市区人群密集场所“干大事”,制造影响。在她的居所,警方起获了25个尚未制作完成的燃烧瓶。

伊明·努尔是她的“丈夫”。他们“结婚”当天,并没有第三者在场,甚至伊明·努尔本人根本不在新疆。他只是通过电话念了一段“尼卡”,告诉迪尼赛木·库尔班他们已经是夫妻了。当时,伊明·努尔还拥有另外一个家庭,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事发后,人在内地的伊明·努尔逃往马来西亚,现警方正在缉捕中。

涉恐女性威胁增

据当地办案警官介绍,在近年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中,类似迪尼赛木·库尔班这样的涉恐女性,威胁性开始增加。她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容易受到家庭或者家族男性成员的影响,继而对男性亲人绝对服从。恐怖团伙利用年轻女性的这些特点,单个或者集团作案,往往令人防不胜防。

大陆官方媒体报道显示,最近新疆多起暴恐事件均有维吾尔族女性加入。2014年9月21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发生暴力恐怖袭击,女性嫌疑人热孜娅·热合曼在爆炸中失去右腿。行动指令由一个陌生人通过电话下达,对方自称是她弟弟的朋友。她弟弟在当天的暴力恐怖袭击中被警方击毙。入院治疗后,她依然一心求死(上天堂),多次拔掉针头抗拒治疗。

此前,在“3·01”昆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年仅16岁的女性嫌犯在火车站广场手持双刀砍杀路人。“1·24”阿克苏新和爆炸案,有至少1名女性参与其中。2013年“10·28”天安门恐怖袭击案,车内两名涉事女性当场死亡。

一名有多年办案经验的维吾尔族警官称,恐怖团伙瞄准这个群体,是因为相比男性她们更为弱势,经济难以独立,面对“滴灌式”的极端思想渗透根本无力抗衡。但和车臣的“黑寡妇”不同,她们没有明显的政治诉求,也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只是“绝对服从”。

迪尼赛木·库尔班就是这种情况。遇到伊明·努尔时,她刚刚离婚,感情生活一片空白。她知道伊明·努尔有家庭,父亲当初也反对双方交往,但面对伊明·努尔的嘘寒问暖、海誓山盟,迪尼赛木·库尔班最终“缴械投降”。在完成所谓的结婚仪式后,她对伊明·努尔更是言听计从,从制作爆炸物到策划组织实施暴恐活动,均由其通过电话遥控完成。

除利用“爱情攻势”对女性施加影响,还有些人像热孜娅·热合曼一样是受家族至亲的影响。阿克苏警方去年年底侦破的一起暴恐案件中,一名女性嫌犯就被她的弟弟成功“洗脑”。

离婚后,这名嫌疑人被迫搬回娘家居住,感情和生计失去寄托,周围人也冷言冷语,平时下地、打水、做饭、洗衣服,什么活儿都得干。这时,唯一跟她关系不错的弟弟,开始向她描述“天堂”的美好,还劝她跟自己一起去。他对姐姐说,你的日子过成这样,实在太苦了,我们还是去“天堂”吧。“天堂里什么都有,钱、房子、老公……怎么样姐姐?跟不跟我去?”

至于“上天堂”的过程,则被弟弟描述得极为简单,不会疼,过程也很短暂,“你把这个线拉了以后,会听到‘砰’一声响,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在天堂了”。弟弟还告诉姐姐,到时他也会去,并相约“我们天堂见”。

一位在当地媒体工作的维吾尔族青年发现,在宗教极端思想的戕害下,南疆一些女孩可能已经沦为“性奴”。在结束采访返回乌鲁木齐后,他忍不住破口大骂:“脑子全被洗掉了!”据他了解,这些人会先向女孩灌输宗教极端思想,然后劝说她们以侍奉“殉教”人士为名“献身”,“凡为主道而奋斗的人,你们要为他们奉献自己”。但此事真伪,还有待新疆警方证实。

一心求死上天堂

即便可以接受普通信教民众对于“天堂”的向往,但“一心求死上天堂”恐怕还是会令绝大多数人感到费解。“以常人的思维看待这些暴徒的逻辑,你永远找不到答案。”在南疆采访期间,多位长期经手此类案件的警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在他们经手的案件里,除了事后抗拒治疗的情况,还发生过已经服刑的案犯提起上诉,要求将无期改判死刑的事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尽快“上天堂”。有一次,在问及犯罪嫌疑人为什么选择攻击派出所时,得到的回答:一是警察是首先要被消灭的“卡菲尔”;二是,“警察手里有枪,这样死得快,不会疼”。

一位长期与这个群体打交道的维吾尔族警官解释,在暴徒眼中,唯一的真神安拉会护佑自己,而“卡菲尔”则是魔鬼。“卡菲尔”影响了自己的信仰,罪不可恕。自己为真主清除他们,就能进入“天堂”。“凡是跟他们不一样的人,都是‘卡菲尔’。汉族人、警察,不赞同他们主张的世俗派维吾尔族人,甚至像居玛·塔依尔大毛拉那样的宗教人士”。

诸如此类极端思想在南疆的传播,全部藉由宗教途径。先是宣称遵守他们所谓教义的才是真正穆斯林,向他们灌输“伊斯兰教法高于一切”,继而改变这里逊尼派穆斯林人士的信仰,并持续强化、逐渐渗透至其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待奠定较广泛民意基础,再从中物色“愿意献身”的合适人选,直至煽动实施暴力恐怖活动。

随着全球伊斯兰保守思潮的极速蔓延,暴恐音视频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加上伊拉克ISIS恐怖组织的迅速崛起,中国政府严打之下的暴恐活动也持续升级。从2013年“10·28”天安门金水桥事件开始,到2014年乌鲁木齐“4·30”和“5·22”恐怖袭击事件,直至最近的莎车“7·28”和轮台“9·2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官方报道中均有嫌犯“自爆身亡”的字眼。这明显是对境外一些暴力恐怖组织的效仿。

对南疆社会有着持续观察的维吾尔族青年艾力亚·阿不拉,认为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变得如此决绝,只能是被强行灌输的极端思想“洗脑”,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解释。而南疆维吾尔社会发生的变化,已经开始影响这里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在乡村抽烟被殴打,县里卖烟酒的商店被烧、人被杀,诸如此类以违背所谓宗教教义作案的案件多发,被害者都是世俗穆斯林或者不信教的汉族民众。

这种影响,甚至已经波及到一些原本世俗的年长穆斯林。和田有一个医生,原本在乡里的医院工作,退休以后回家开办了私人诊所。因为早已衣食无忧,他并不在乎赚钱,只是想有点事情做。但奇怪的是,有时村里人来看病,他只是看一眼,并不搭理,也不给人看病。黑袍蒙面的妻子问他,为什么不给人看病就让人走了?他回答:他没有留大胡子,老婆、女儿也不蒙面,我不给这样的人看病。

滴灌式定向渗透

虽然假借宗教名义传播,但如果询问这些人关于《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基本常识,他们根本不知道。《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到的几名嫌犯,甚至说不出穆斯林要做的五大功课,也没有一个人读过《古兰经》。据办案警官分析,这其实是宗教极端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最大限度简化教义,以利传播和煽动。而在宣传方式上,更是无孔不入、极尽所能。

新疆警方曾发现过被有意放置在街头的SD卡,外面用人民币包裹,有的还特意挑选醒目位置,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诱导捡到的人去看里面的内容。即便制作简陋的宣传画也相当简洁直观,颇具心理和视觉冲击力。有一幅在网络流传的有关“吉里巴甫”服装的宣传画,画着两个女人,一个穿着黑色的吉里巴甫,但与之对应的是一只长着漂亮羽毛的大公鸡,气宇轩昂;还有一个穿着普通时髦衣服的女人,对应的却是一只耷拉着脑袋的脱毛鸡。然后是两条路,一条通往“火狱”,一条通往“天堂”。最后,大公鸡进“天堂”,脱毛鸡下“火狱”。

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大做文章,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向南疆的穆斯林民众灌输宗教极端思想,是此类宣教的惯用手法。尤其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底层民众,因为生活困苦,对现实世界失去信心,更容易将毕生希望寄托于宗教。目前的重点涉恐人群,也多来自这个阶层。办案警官分析认为,相比之下,政府的宣教方式单一,针对性不足,而南疆现在的绝大多数宗教人士,并不具备与这些宣传攻势相抗衡的能力。迪尼赛木·库尔班的父亲,就是当地清真寺的一位伊玛目,但他不仅无法阻止女儿被宗教极端思想“洗脑”,自己也加入了女儿的5人暴恐团伙。

长期经手此类案件的一位维吾尔族警官说,这种方式看似简单原始,但最适合南疆乡村现状。这里98%以上都是信教群众,他们有宗教需求,但知识水平差,基本都是文盲,也听不懂汉语。“我们现在经常下农村去做宣教,跟那些老百姓讲法律、讲政策,他们根本听不懂,也不认这些,只有跟他们讲《古兰经》怎么说、真主怎么说,他们才会接受。”他说,“在南疆,宗教人士就像一块磁铁,而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吸引力”。

他举例,南疆2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重点涉恐人群,他们一般至少四五个兄弟姐妹,加上维吾尔社会离婚率高,成员之间关系复杂,其家族一般极其庞大。如果一个人被抓,有关方面又没有做好相应解释工作,可能导致整个家族对政府产生误解甚至仇视。有一次,他们去嫌犯家里做工作,反复讲根据法律哪些条款规定要判刑,对方就是不接受。后来他们只好说,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伊斯兰教规定,无故杀人是大罪,要受到真主的严厉惩罚。对方才表示理解。

另外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在新疆政府为“去极端化”而制作的一系列宣教材料中,最受当地民众欢迎的,是一张伊斯兰教界人士驳斥“圣战殉教进天堂”谬论的光盘。在这张光盘里,来自全疆的70余名大毛拉、伊玛目和阿吉,按照伊斯兰教经堂规制要求,用维吾尔语引用《古兰经》《圣训》等宗教经典进行宣讲,谴责暴力,引导正信。

除了简单直观,宣传宗教极端主义的音视频都制作精良,深谙传播之道,能够抓住人的心理,有些更直接针对政府的措施作出反应,速度极快。22岁的维吾尔族青年吐尼亚孜·马木尔卖掉了自家的土地和房子,准备2014年7月从广州越境,但在出境时被公安机关抓获。他所讲述的偷渡动机,就与一部宣传片有关。

“吉里巴甫”是政府明令禁止的宗教服饰,然而宣传片里就说,不穿不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以后要下“火狱”。你的女人连这种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你必须要“迁徙”,到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去。就这样持续不断地向他灌输。加上之前在调查他的表亲时,警方误将吐尼亚孜·马木尔抓进看守所关了半个月,他一直耿耿于怀,满脑子想的都是“迁徙”。

最常被拿来做宣传鼓动的目的地国家,一个是阿富汗,一个是土耳其。警方事后查明,吐尼亚孜·马木尔团伙一共32人,成员之间都有血缘关系,其中9人已经成功越境。最先组织“迁徙”的,是吐尼亚孜·马木尔的表弟卡兹木·艾海提,目前在逃。因为南疆管理严格,为了顺利拿到护照,他还把自家人的户口全部迁到了北疆的伊犁。据警方掌握的线索,已经成功越境的9人,都是卡兹木的兄弟姐妹。像这样拥有10个孩子的家庭,在南疆乡村并非绝无仅有,为逃避政府的检查,有人从来没有申报过户口。新疆政府2014年3月派驻南疆乡村的一万多个工作组,其中一项工作职责,就是入户重新核查人口信息。

当地警员说,目前专门有“迁徙”中介从事这项工作,一般都是维吾尔族人或者内地穆斯林,这些人和境外联系密切。2014年11月,上海警方曾侦破一起9名维吾尔涉恐人员偷渡案。警方事后查明,原籍喀什、现在土耳其的达吾提,与在境外的土耳其人拉马赞等人,以收取每人6万元为条件,组织上述人员使用变造土耳其护照偷渡出境。而前期已经成功越境的人,又会给疆内的人以鼓舞,导致类似案件在南疆日益增多。在一些乡村,如果听说哪家人出去了,村里马上就会产生新的追随者,“就像传染病一样”。

据公开报道,2014年以来,在东南亚的偷渡营地,当地警方发现了数百名维吾尔族人,有的还是举家“迁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打算“迁徙”的人,并不都生活贫困。卡兹木·艾海提准备迁徙时,变卖家庭财产所得就有80万元。除了种地,他还同时从事水产养殖的家族生意。

玛艾提团伙兴

除直接针对大众的普及性宣教,一种更为隐蔽的恐怖组织正在兴起,这就是“加玛艾提”(阿拉伯语,中文意为“教民”、“教众”,宗教用语。)团伙。“加玛艾提”原本的含义是“教民”,但在南疆基层公安干警口中,这个词已经成为新型暴恐团伙的代称。

和“伊扎布特”一样,“加玛艾提”也以“圣战”为诉求,目的是杀死异教徒建立伊斯兰国家。但在目前新疆政府部署严打暴恐专项行动的情况下,其吸纳成员的方式显得更为隐蔽。为物色“愿意献身”的合适人选,他们会首先对进入视野中的人进行试探、培训,再考察,最后才吸纳其为正式成员。

每个“加玛艾提”团伙,都有一名“艾米尔”。“艾米尔”是维吾尔语,意为“发号施令的人”,就是团伙的头目。每个成员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艾米尔”。这些团伙行动十分诡秘,其成员往往改名换姓、隐瞒真实身份并且多以偏远出租房为活动据点。“7·28”莎车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被击毙的首犯努尔·买买提,其真实姓名是努拉买提·萨吾提。

在镇上做烤包子生意的阿布都外力·塔里甫,也是这样被吸纳进“加玛艾提”团伙的。2014年7月24日,在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线索进行盘查时,现场11名团伙成员与警方发生冲突,当时他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警方查获16枚自制炸弹,除阿布都外力·塔里甫被抓获,几名女性自爆身亡,逃到玉米地的其他人则被当场击毙。在逃跑时,团伙成员的5个孩子被丢弃在玉米地,最大的两岁半,最小的只有7个月。因为涉嫌包庇窝藏其他的同伙成员,他的哥哥也同时被抓。

阿布都外力·塔里甫今年28岁,兄弟5个。他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还在乌鲁木齐一家大学的食堂里打过工,见过一些世面,但自从结识住在隔壁出租屋一个名叫伊力哈木的人后,他开始戒烟、戒酒,一天五次礼拜,还让妻子蒙面。问及为什么会有这些转变,他说,都是伊力哈木告诉他的。伊力哈木还给过他一本书,书里也说要这样做才是“真正的穆斯林”。

这本书就是在南疆广为流传的《穆罕默德的遗言》,也译为《圣人的遗言》。这是一本在阿拉伯国家有出版同名书籍的书,但吊诡的是,原书一共有55条遗言,而编纂这本书的人,却有意识地舍弃了原书里其他50条遗言,只留下了便于利用和煽动的5条遗言。5条遗言,就是“加玛艾提”组织形成的五个步骤:第一步动员。第二步听从,即听从“艾米尔”。第三步是发展。第四步是迁徙。最后一步就是“圣战”。

被吸纳进“加玛艾提”团伙的对象,要么是有血缘关系,要么是关系亲密的朋友。在选择发展对象时,这些团伙异常谨慎,考察也很严格。比如,要想加入,首先是试探,看你对他们的思想是否能够接纳,然后还要具备最基本的要求,是否能够戒烟、戒酒。外在也是一个判断标准,男的是否蓄大胡子,女的是否蒙面。“9·21”轮台暴力恐怖事件的主犯吐尔逊·买买提,就是在承包工程中聚集发展组织成员,形成以其为头目的暴恐团伙。

在这种严格的筛选之下,即便警方的一些特情人员,有时也很难打入团伙内部。近期发生的一些暴恐案件,大多是由家族成员或者亲密朋友组成的团伙,小的几个人,大的二三十人,且呈现出低龄化、激进化和文盲化的特点。

“加玛艾提”最初更像一个民间互助组织,但慢慢地,“艾米尔”就会宣布一些组织规则。比如,团伙成员要定期交钱,然后由“艾米尔”进行分配,谁家有困难,就把这些钱给谁。成员入会后,要举行一个仪式,就是几个人的手互相叠放在一起,宣誓保密。除了经常聚集在一起做“台比力克”,分享一些从网上下载的视频,平时成员之间通过社交媒体联系,方便又隐蔽。

这些通过“加玛艾提”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的人,很少是出于谋取经济利益目的。因为“艾米尔”告诉他们,帮助弱者,帮助穆斯林兄弟姐妹,向没有皈依正信的人宣扬真主之言,“是穆斯林必须要尽的义务”。在“艾米尔”的定义里,所谓穆斯林的“义务”,更像是一种强迫,如果不这么做,以后是会“下火狱”的。“艾米尔”还告诉阿布都外力·塔里甫,为“主道”奋斗是很崇高的事业,需要很多人一起参加,你要尽可能多发展成员,“生意就不要做了”。

事发后,伊力哈木逃逸,阿布都外力·塔里甫这才发现,除了年龄40多岁、宗教知识丰富,对于伊力哈木的来龙去脉,他知之甚少。“就像一场梦一样,我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但当不停有人在你耳边说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去做”。阿布都外力·塔里甫说。

当地警员解释,“不停有人在你耳边说”,有点类似传销时的洗脑课程,在这里是通过一种叫作“台比力克”的非法讲经活动实现。一场“台比力克”大概二三十分钟,有时是聚集在一起观看暴恐音视频,有时候是团伙的“艾米尔”发表演讲,除了宣扬宗教极端思想,他们还会讲述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公,煽动引爆民众对政府的仇恨。“这些言论极具煽动性,会让人兴奋,进入一种类似吸毒的状态。”他说,“结束以后,很多人的眼睛都红红的”。

据这位警官观察,这些容易进入暴恐团伙视野的人,身上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虚荣心强,性格偏执、冲动,一般也不怎么喜欢劳动。“年轻人嘛,就是希望引起关注,但在现实生活中又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东西,一说就是宗教、种族或者他要参与的神圣事业,觉得这样有地位。”

他几年前办过一个案子,嫌犯还不到20岁,从外地打工回来没多久,就把村里清真寺旁边的一片坟墓烧了,还把黑色的“圣战”旗帜挂到清真寺里面。他说是因为这些坟墓上都“栽哈达”,就是白杨枝,在许多干枯的树枝上,还系着很多五颜六色的布条和牦牛尾巴,而真正穆斯林的坟墓上,不应该有那些东西。但这其实是维吾尔族延续千年的习俗。他还说,全世界应该只有一个国家——伊斯兰的“哈里发”国家。他的这些所谓宗教知识,都是在外打工时从网上看到的。

乌鲁木齐一位青年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他觉得年轻人都有叛逆期,想脱颖而出,宣称实现民族梦和宗教梦是一个不错的途径。“而你根本无法用理性或者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大业’。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

组成“加玛艾提”团伙以后,成员之间会定期聚会。你说一句,他说一句,然后说这样不行,人少干不了什么大事,还需要找几个像我们一样的人来。然后你找几个,他找几个,互相之间交流所谓宗教知识。如果有在现实生活中对乡干部、大队干部不满的人,一下子就能拉拢过来。“这种人任何地方都有,但凡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对政府有不满情绪,就很容易被拉拢”。

独立建国卫宗教

南疆一名长期经手此类案件的维吾尔族警官认为,和上世纪90年代谋求“东突”独立建国的诉求不同,近几年的暴恐案件,更多是为了“保卫宗教”而发起的“圣战”。这种以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家为最终目标的恐怖组织,某种程度上更像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ISIS。

“这种变化大概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近几年愈发明显,以前也有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是泛突厥主义,表现为各种名目的政党”。他分析,这种影响变得明显,一是疆内交通的便捷,使得人口跨区域流动变得频繁,再一个就是暴恐音视频在网络的传播。从前年开始,中国境内一些暴恐案件发生的频次与查获的境外暴恐音视频基本成正相关。2014年8月,新疆有关方面在一天之内就查删了408部。

而中共有一段时期宗教管理政策失当,被认为是形成南疆复杂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布力克木·买合苏木阿吉及其“八百弟子”。

阿布力克木·买合苏木阿吉原本是库车县的一个农民。在上世纪60年代,他因成立新疆第一个分裂组织——东突伊斯兰改革党被判刑,80年代获释。因其宗教学术上的修养,阿布力克木·买合苏木阿吉在当时政策安排下进入叶城县担任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伊斯兰协会常委。在此期间,他在库车开办了宗教学校,招募并培养了800名塔里甫。此人曾公开宣称,你们关了我20年,我要用30年实现新疆独立,夺回被你们剥夺的20年,还首次提出“十年舆论宣传,十年游击战,十年正规战”的战略目标。

等政府意识到阿布力克木·买合苏木阿吉及其宗教学校的危害,已经是1990年4月喀什发生“巴仁乡事件”以后了。虽然宗教学校被关闭,但“八百弟子”已然散落全疆各地,成为搞分裂活动的先锋和骨干。1991年11月,阿布力克木·买合苏木阿吉的一名弟子,在沙雅策划劫持了银行一辆装载50万棉花款的运钞车,并随后转移至喀什叶城,在那里建立了新疆第一个恐怖训练基地。该基地在9个月时间内培训了三期62名恐怖分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在新疆各地制造了数起暴力恐怖案件。

喀什也有类似被视为精神领袖的“教父级”人物。与巴仁乡接壤的疏附县克拉克苏乡,有一位名叫阿布都力米提的大毛拉,上世纪90年代,他在喀什市大办实业,开办各种工厂甚至语言学校。但这所名义上教授阿拉伯语的学校,除了讲天文地理,还有宗教教育,主要就是传授沙特的瓦哈比思想。此人不但官至喀什市政协副主席,还将自己的学校纳入了政府“统招统分”。1994年6月17日,“东土耳其斯坦民主伊斯兰党”在喀什市农机公司办公楼制造爆炸案,造成大楼坍塌,2人丧生、7人受伤。警方事后查明,该事件与阿布都力米提大毛拉有关,遂关闭了其在喀什市的工厂和语言学校。

真正从“独立建国”转变到“保卫宗教”诉求的案例,最明显的还是1997年阿克苏的“7·18”正义党事件。1994年,当地一个毕业于新疆大学的副乡长,组建成立了“正义党”组织,其最初的政治诉求就是谋求新疆独立建国。为了动员民众加入,他网罗了一批知识分子做宣讲,基本都是他的大学同学,还有疆内各大院校的学生。但他很快发现,在南疆这个地方,知识分子没有号召力,他们那些纲领、目标,老百姓根本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后来,他就从当地物色了一些宗教人士,没想到效果非常好。

以宗教作为突破口,“正义党”组织很快发展壮大。开始十几人、二十几人,很快就100人、200人,被拉拢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健全了组织机构,并与境外建立了联系。当时这个组织在新疆制造了好几起爆炸案,参与的人也很多。

此案后来在阿克苏审理。在法庭上,他绝口不提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用维吾尔语对在场民众大声宣讲,“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也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我不反对共产党”。但话锋一转,他开始讲述自己曾经遭遇的种种不公,“我去上海出差,外国人来了给他们开房间,却不给我开,我只好在外边待了一夜”,诸如此类说了一大堆,吸引了很多人旁听。审判结束,在场的民众都很同情他,并不相信政府的指控。

当地一位官员说,不管“独立建国”,还是“保卫宗教”,其实都只是一种借口,一种最广泛动员民众的措辞。但对于宗教的研究,有时候我们还不如这些暴恐分子。“在南疆这个地方,宗教极端思想不可能一下子被消灭,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他们能利用宗教煽动拉拢群众,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研究,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呢?”

目前,阿布力克木·买合苏木阿吉和阿布都力米提大毛拉的弟子,基本已无活动空间,他们要么在监狱,在外面的也是重点监控对象,加上这些学生已经40多岁,大多处于蛰伏状态。不过,其思想上的遗毒却难以肃清,很多人还传给了下一代。在与巴仁乡接壤的疏附县布拉克苏木乡,全乡拥有171座清真寺,但中小学校只有16所。当地民众习惯将孩子送往地下讲经班而不是学校,而这样的情况,在南疆乡村并不鲜见。

有些思想上的遗毒已经延续多年。喀什疏附县萨依巴格乡2013年12月曾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事件,看到儿子袭杀警员得手,手持炸弹的母亲大喊:好样的,儿子!你完成了你父亲未竟的“事业”。他的父亲,曾参与1997年的伊宁骚乱事件。在举家迁往喀什后,他们整个家族集中居住在一个小山包上,与外人绝少来往。为扰乱政府视线,其中一人还主动担任了警方的“眼线”,平时表现积极。

为什么是维吾

即便大陆官方媒体着意回避了有关民族的字眼,但仅从公布的嫌犯名单,公众就能判断出涉案人多是维吾尔族的事实。对此,一位青年维吾尔族学者直陈,除了相较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对于宗教更为执著,最关键的因素,是维吾尔人当中存在“分裂因子”。所谓的“分裂因子”,就是一些像阿布力克木·买合苏木阿吉和阿布都力米提这样的人。而其他民族,“没有这些专事挑拨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人”。

青年维吾尔族教师帕尔哈提也持相同观点。与相对世俗的游牧民族哈萨克和疆内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相比,宗教对于生活在绿洲上的维吾尔人影响更为深刻。甚至在每天起床的时候,他们都会下意识地先穿右脚的鞋子。因为在维吾尔语里,“右”和英文right的发音一样。维吾尔人认为,如果先穿右脚的鞋,那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正确”的,预示一天到晚顺顺利利。这本来是宗教里的东西,但早已渗透至普通民众的生活。

帕尔哈提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或者说,全社会的一种价值观。要培育什么样的价值观,第一就是教育。“为什么南疆的小孩好多都去地下讲经班而不是学校,因为家长不认同。这些家长认为,小孩上了政府的学校,就不再是穆斯林了”。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就没有凝聚力。但目前中国文化体系中,还没有能够感召或者征服维吾尔族人的东西。“新闻里经常有内地人强奸、杀害妇孺的恶性案件,他们觉得这就是汉族人的文化,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他们就是这种极端的思维”。

在这种大环境下,维吾尔社会也走向分裂。一部分人走得快,另一些人则走得慢一点。走得慢的人,会强调自己的民族性,而对自己民族感到失望的人,则很快接纳外来文化并与国际接轨,有的甚至羞于承认其维吾尔族身份。“在南疆的,基本都属于走得慢的这拨人。他们格外在意自己的维吾尔族身份,但当民族不再是令人自豪的标签时,宗教极端思想就趁机大行其道了。”

到上学的时候,这些人会选择去地下讲经班,政府肯定会干涉。至此,矛盾第一次产生。这时,就会有人利用这个矛盾进行挑拨,“不能去政府的学校,不要接受政府的东西,不清真”。帕尔哈提说,有时政府会免费发一些鸡仔给农民养,让他们发家致富,但有人根本就不要。这里边就有人在挑拨,持续不断地给他灌输很多宗教极端思想,让他完全脱离现实生活。脱离现实生活以后的人,愈发只寄希望于来世。

近年来,随着官员贪腐、贫富差距、发展机会不均等问题一一浮现,民众与政府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些原本是内地和新疆共有的问题,但在新疆,这些人会将之归结为民族和宗教问题,继续从中挑拨、煽动民众仇恨政府。“现在资源、工作机会都被他们抢走了等等,这些话会加深其对政府的仇恨,而这种仇恨会带给下一代。”帕尔哈提说,“他的生长环境就这样,肯定会受到影响。一些年轻人,比如十几岁就不回家的,父母日子过得也很差,根本看不到希望,但周围却有人拿100元钱买牙签,我为什么要过这种日子?还不如弄死几个,然后上‘天堂’”。

一旦民众认可这种思维,政府的一切努力均可能遭到排斥。比如物质援助,在立场和思想意识互相对立甚至敌视的人看来,只是收买。“即便接受你提供的衣食住行,也不等于接受你灌输的教育内容”。在和田的一个乡镇,学校每天都会统计学生的入学率。学校门口摆着一张桌子,每天有两个人拿着花名册,专门负责登记入学情况。一直到中午12点,还有村长、村支书陆续带着学生到学校登记。这些孩子,都是他们挨家挨户敲门并拉到学校里来的。但即便如此,很多教室至少一半座位都是空的。学生的成绩也令人诧异,一名初中三年级的维吾尔族男孩,分不清“八”和“人”的区别,连标注了拼音的汉字也不会读。

值得庆幸的是,很多像帕尔哈提这样的维吾尔族青年,现在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努力发声,与外界沟通,希望重塑维吾尔社会的价值观。帕尔哈提联络了几个朋友,拍摄了维语视频放在网络,他想用这种方式让小孩子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蛊惑和“洗脑”,继续去当“炮灰”。“一个人力量微弱,但人多力量就大了。”他说,“要拯救维吾尔族,只有靠维吾尔人自己。最起码现在,由维吾尔人来做这些,他们心理上不会那么排斥。一旦心理上有了防范,无论说什么也进不了他们脑子里”。

    本文引自《凤凰周刊》第总533期,作者张弛